街角哨响：“看得见的”怎么把“管得了的”喊动？

6月7日清晨，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镇江寺商务区步行街上人来人往。镇江寺综合执法大队队员张凤云发现，街心一个雕塑上的指示标语掉落了，他拿出手机拍照，8点59分发到群里，留言麻烦处理一下。下一分钟市政人员在群里回复“收到”，10点57分，修缮完毕的现场照片传到了群里。

一件街面上的小事，就这样迅速解决。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而由于乡镇（街道）与县级部门之间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这“最后一公里”常常陷入“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尴尬境地。

近年来，发轫于地方实践、后被写入中央文件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正是破解这一困境的重要探索。近日公布的《关于用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也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完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运行机制。这一机制试图将发现问题的灵敏性与解决问题的有效性结合起来。记者采访下来，发现这一机制不仅有助于解决陈年积弊，更在潜移默化中重塑基层治理的深层逻辑，让基层治理从“单打独斗”走向“协同作战”。

01

优化流程，点对点解决问题

在船山区镇江寺街道办辖区内，每条街道连同两侧的小区和商户，被划分成一个个治理单元，每个治理单元设有一名街长，街长由街道办事处或社区工作人员担任。镇江寺街道办所辖的遂州路一段，因属于商业区，人流量大、任务重，除由街道办事处人大工委主任担任街长外，还设有副街长，由船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镇江寺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张进兼任。

遂宁市船山区一街长组织多部门干部共同处理一处油烟扰民问题。

张进全程参与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实施的全过程，他认为：“原来社区网格员发现问题要报到社区、街道，街道再找对应的职能部门，可能需要好几天。现在中间环节省略了，点对点解决问题。”

街长可以调度六类力量：社区网格员、治安巡防员、城市管理员、市政维护员、市场监管员、环卫督查员。

“谁发现问题谁上传，属于哪个部门的职责就哪个部门认领，没有层层汇报和复杂流程。”张进介绍，他们每个人都是移动的“探头”，人人都是“吹哨人”，也是相关职责的响应者。如果职能部门没有及时响应，街长负责协调推进，遇到急难复杂问题，由街长出面“吹哨”，集结相关部门一起“会诊”，共同解决。

让基层“吹哨”有效，船山区的方法是赋予街长协调力，成都市金牛区则是依托智慧平台建立的呼叫机制，将“吹哨报到”融入宏观治理中。在“智慧蓉城运行中心”平台，每个街道办事处有一个账号，由专人负责，信息源来自街道或社区工作人员。

“我们发现问题时，判断需要哪些部门解决，然后告知账号负责人，他再把问题点对点通知到相应部门，省去了汇报、传达的流程。”金牛区茶店子街道办更新办主任陈强说，呼叫和报到一般当天就能完成。

陈强介绍，过去，跨部门协调依赖正式公函，流程冗长、审批繁琐，且因为纸质公函没有附带现场照片、佐证材料，各部门对问题全貌了解得不够深入，沟通成本高。

使用智慧平台的呼叫机制后，免去了整套纸质审批流程，顺畅很多。得益于平台的信息承载能力，各部门到场前能完整掌握事件细节，提前梳理处置方案，现场可直接会商解决。

厘清属地管理与部门职责的边界，同时融合好两方力量，是“吹哨报到”机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实践证明，这一机制将跨部门的协调权下放给基层治理单位，提高了基层治理效率。

02

“集结哨”，既办大事也办难事

对于需要单一部门解决的事项，“吹哨报到”制度通过点对点协调，解决了“看得见的管不了”的问题；面对单一部门无法解决的复杂难题，“吹哨”还要解决部门之间推诿的问题。

前不久，船山区镇江寺社区网格员巡查小区楼栋时，接到住户杨婆婆反映，楼上邻居违规将厨房区域改成卫生间，街道办事处进行协调时，业主不配合。研判后，张进将该事涉及的住建、规划、公安、综合执法部门呼叫到场，一起与业主和装修公司联合座谈。各部门联合普法释法，讲清利害关系，经过三轮座谈，房主最终拆除马桶、淋浴设施，封闭下水管道，将房间恢复原貌。

“这是我发给杨婆婆的现场整改照片，她表示感谢，还给我们送了锦旗。”张进给记者看图片，并补充道，“这得靠部门之间的配合。”

“吹哨”的效果如何，关键在于对部门“报到”后行动力的约束。在船山区，这份约束力来自文件的确权与定期碰头会等运行中的磨合。

船山区2022年5月印发《推进“街长制”与网格员大融合工作实施方案》，该方案赋予街长对跨部门、跨层级复杂问题的协调权。在施行这一协调权上，街长每周牵头召开例会，逐一梳理近期街道管理工作中的问题及处理进度。对于疑难复杂问题，现场研判问题归属，随即启动“吹哨”程序。例会制让“吹哨报到”从日常的“点对点”响应，升级为常规化制度安排。

“过去想联动各县级职能部门，需要在多个条线上从下至上层层报告，费时费力。现在，我具体负责的这条街，网格内各项工作可以统一指挥，提高了处置效率。”对于“吹哨报到”制度如何改变问题处理模式，张进这样分析。

镇江寺街道办干部告诉记者，“吹哨报到”机制的顺利运行，除了在制度、领导机制层面的约束外，还有纪委监委的强力保障。时任镇江寺街道纪工委书记王江燕说：“一次街面巡逻人员发现一处栏杆破损，报给相关部门后，10多天未见修复。街道纪工委出面约谈了相关责任人，推进了修复进度。这种嵌入式监督，确保了‘吹哨’后的效果。”

在“吹哨”呼叫部门解决问题方面，金牛区茶店子街道纪工委委员冉启迪表示，目前尚未产生过问责情况。金牛区在推进“五权下放”的过程中明确了“街道呼叫、部门报到”的刚性要求，并且依据成都市镇（街道）职责任务清单、公共服务清单、属地管理重点领域责任分工清单，镇（街道）和部门各自厘清了权责边界。茶店子街道办工作人员感慨，以前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涉及部门多的，很难推动解决，现在他们呼叫后，各部门群策群力，共同化解，群众满意度高。

驻茶店子街道办的城管执法大队大队长徐路竹向记者讲述了多部门协同的一次实践。茶店子南街近两年打造成以餐饮为主的街区，产生了油烟扰民、占道扰民等问题。于是，街道办同时呼叫区综合执法局、生态环境局、市场监管局、商务局等到现场，集中研究后，给出了解决方案。首先是给12家中大型餐饮商家全部安装在线油烟监测系统，门口贴二维码，居民也可以扫码查看实时排放数据。同时，在综合执法局指导下，街道办为商家划定了分时外摆区域，并签订协议，如果商家连续三次违反协议就取消其外摆资格。“要不是多个部门协同，这个问题没法快速解决。”

“吹哨报到”不仅是解决疑难杂症的应急利器，雅安市石棉县美罗镇的实践显示，其在系统性治理中亦能释放出深层效能。

美罗镇地处中高山地区，山洪等地质灾害隐患较大。2026年以来，美罗镇将“吹哨报到”嵌入防汛、防地灾工作中，联动县水利、自规、应急、气象、交通、消防等部门，构建起涵盖汛前、汛中、汛后的全链条工作体系。

美罗镇党委书记熊杰宇介绍，防汛工作属于双向牵头机制：“县级部门牵头引导大方向，乡镇负责收集在落实过程中的工作需求，联动县级部门解决，从而有效推动防汛减灾工作，释放出系统治理的优势。” 

03

呼叫少了，协同多了

“吹哨报到”机制的成熟运行，带来了连锁反应。

“一开始什么事都想呼叫，后来发现很多事情已经形成清晰的权责和固定的合作模式，不需要在平台上呼叫了。只要知道哪个部门的哪个人负责什么工作，找到这个人就能解决问题。”金牛区茶店子街道办更新办主任陈强说。这也得到了徐路竹的认同：“比如该是城管执法大队的责任，我们办了就是。”

这一变化，既源于机制的约束保障，也源于实践中反复磨合沉淀下来的协作惯性。

根据茶店子街道办、金牛区执法局等多名一线工作人员的介绍，随着“吹哨报到”机制的持续运行，各部门对自己的职责越来越清楚，日常沟通协作愈发默契、顺畅，“吹哨”的频率反而降低了。一些简单事项，他们直接通过成都市统一办公软件“蓉政通”、工作微信群、电话等，点对点对接，快速处置。

“应该说，‘吹哨’机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呼叫用得少了，但广义上的协同多了。”茶店子街道锦城社区纪委书记周慧说。从狭义层面，平台线上呼叫作为机制的核心载体，用于处置跨领域、多主体交织的疑难复杂诉求；而从广义层面，街道呼叫部门的方式则呈现出更多元、更轻量化的面貌。

当部门职责足够清晰、日常协同足够顺畅，“吹哨报到”就不再需要刻意强调，而成为基层治理的一种自然模式。船山区的实践也印证了这一点，街长群里的日常协同成为常态，大部分日常事务“点对点”就解决了，只有真正的疑难杂症才需要“吹哨”集结。

但并非所有地方都走通了这条路。记者采访发现，“吹哨报到”的落地效果存在差异。有的地方仅在一个街道试点，有的仅挂牌而无实质运行。有基层干部坦言，这与各地的推动力度有关，不少地方都建有智慧平台，但应用不充分，未能发挥出机制效果。随着乡镇（街道）履职“三张清单”制度的持续推进，“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机制或将持续释放基层治理效能。